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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与循环:哈贝马斯政治权力理论研究

时间:2018-06-20 22:07来源:硕士论文作者:lgg 点击:
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政治学以国家及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范围涉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和国际政治等领域国内高校的法学院一般都设有政治学系或政治学和行政管
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政治学以国家及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范围涉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和国际政治等领域国内高校的法学院一般都设有政治学系或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系。年轻人刚进入大学,从什么地方了解政治?通过系统专业的学习,政治学系的学生会对政治发展脉络有个大致的了解,形成个人的见解,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政治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前 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哈贝马斯的政治权力理论,具体而言,是哈贝马斯关于政治权力的分化与循环模式的理论。在 1992 年出版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下称《事实与规范》)一书中,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范式为基础,对民主法治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行了重构,提出了一种“受法治国规范的、因而是官方的权力循环”[1]模式。政治权力的内在循环以其分化为前提,因此确切地说,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这一模式是政治权力的分化和循环模式。这种官方的权力循环模式,与另外一种类型的权力循环模式,即“非官方逆向循环”[2]模式,是互不相容的。在哈贝马斯这里,前者的功能之一就是遏止后者的循环可能性。本文的任务,就是对哈贝马斯关于民主法治国家政治权力分立和循环模式的基本构想,作出批判性分析和价值评估。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概略地说,选择以哈贝马斯的政治权力理论为论题,主要鉴于政治权力问题,尤其是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政治权力分化和循环模式具有广泛的重要意义。具体说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治权力本身的意义
权力现象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权力问题是政治理论中的核心论题。作为一种能够对人产生影响、制约甚至控制作用的力量,权力历来都是备受瞩目的对象。古罗马时期塔西佗曾谓:“权力会奴化一切。”这与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下述名言如出一辙:“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早在我国春秋时期,孔子就曾发出过所谓“苛政猛于虎”的感叹。东西方哲人的这些话,从不同角度表明,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节制和规约,很早即已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和深入思考。可以说,如何规范和控制政治权力的行使,也就是说,如何“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3],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是西方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们普遍关心的重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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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选题研究概况
就英美和国内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关于哈贝马斯政治权力分立和循环模式的研究,整体上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传统的研究论题成果丰硕,但关于政治权力循环模式问题的研究则尚未出现。传统的哈贝马斯研究论题,如马克思主义重建问题、公共领域问题、资本主义合法化问题、商议政治问题、人权问题、世界和平问题、全球化问题等,成果产出丰富而密集,是哈贝马斯研究领域的主流。但关于其政治哲学特别是权力问题的研究,则数量较少且成果也远不如前者丰硕。以国内研究状况为例:据统计,在 1978-2008 约十年间,国内共发表研究哈贝马斯的期刊论文 726 篇,而关于其政治法律思想的期刊论文只有 253 篇;而在关于其政治法律思想的期刊论文中,关于权力的研究论文只有 3 篇,而关于法律理论、公共领域、民主、国际政治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合法化的论文,则分别有 52 篇、42 篇、36 篇、34 篇和 30篇之多。[1]二是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哈贝马斯权力问题的研究论文中,关于个别概念和细节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但也存在着发掘不够深入、论域不够全面等缺点。大多数研究者偏重于对理论细节和个别概念,如交往权力、社会权力、公共领域等的研究和阐发,而缺乏对整个政治权力循环模式的关注。仍以国内研究情况为例:据本人统计,自 2007 年至 2017 年年初,约十年间国内学界共发表 11 篇关于哈贝马斯权力问题的期刊论文,其中以交往权力为对象或视点的论文多达 7 篇,占了总量的半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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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权力的分化与循环
 
政治权力循环的逻辑前提,是政治权力的分化——即按照一定的区分标准,把政治权力划分为不同的权力形式。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分权学说,是从政府功能的角度,主张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的分立与制衡,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权分立学说。哈贝马斯关于政治权力分立和循环的理论主张,部分地溯源于这类权力规约方案。不过哈贝马斯并不满足于此,他的权力分立逻辑还承担着政府权力合法化、合理化和民主化的功能。通过交往权力概念,他不仅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这类规约方案作出了更新,还把它纳入一种新的权力结构中,从而超越了这类规约方案。
 
第一节 主要基础——三权分立学说
通过对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加以分割、并令其彼此制约以达到权力结构的平衡,乃是限制政治权力行使的方案之一。作为最重要、最能体现宪政制度精神的方案[1],分权学说尽管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但直到 17 世纪中期,人们才逐步放弃传统的政体混合式权力规约思路,转而将目光投向政府权力自身,试图通过对之进行结构区分来加以规约。洛克虽不是提出分权学说的第一人[2],但分权学说却因他而精致化并更加广为人知。洛克站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政府手中掌握的权力满怀戒备,希望既能够依靠这种权力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维护稳定持久的公共秩序,又不至于遭受利维坦式国家的肆意支配和侵害。为此,他主张按权力的功能类型,将政府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将立法权看作最高权力,并要求立法权与另外两种权力分别由不同的人掌握:“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  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3]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洛克式的三权分立,实质上仍是两权分立。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原则,是由孟德斯鸠率先提出的。[4]孟德斯鸠持有与洛克相近的信念,对人和权力的本性不太乐观,他的下述观点与前引洛克的话如出一辙:“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完了。”[5]因此孟德斯鸠主张限制权力,而且用权力来相互制约:“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6]为此他把政府按职能划分为三种:立法部分,职能在于制定法律;执行部分,职能在于实施和执行已制定的法律;司法部分,职能在于裁判个案并处理纠纷。权力制衡就是发生在三者之间的。孟德斯鸠还提出了三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权力均衡的设想。在权力的分割与限制方面,他主张,政府各个机构不能由同一个人或人群操控,而只能由不同的人分别掌握,否则就没有自由可言;政府职能应授予不同的政府机构,它们在行使各自的职能时,应保持相互独立;立法部门由两部分组成且与执行部门分立,司法权应与立法权和执行权分离并保持独立。[1]当然,孟德斯鸠并不主张三种权力之间的绝对分立,因为他注意到三者之间存在着彼此关联性或相互牵制性:立法部门根据执行部门要求召开会议,执行部门的首脑拥有对立法权的否决权,立法部门可以行使特别司法权[2]。孟德斯鸠的这些创见,为后来美国、法国等国的政府机构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启迪,在现代西方分权学说中起到了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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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特征——后形而上学理性思维
哈贝马斯是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基调之上,在 20 世纪末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语境之下,展开其政治权力问题研究的。对这种政治权力分化和循环逻辑来说,最根本的时代精神,或许应当概括为哈贝马斯关于所谓后形而上学思想(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的一个著名论断:“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别无选择。”[1]后形而上学产生了新的思想主题,如论证程序的合理性、理性的重新定位、研究方法的语言学转向和超验的萎缩或弱化等等。这些主题赋予哈贝马斯的理论著作以新的思想特征。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事实与规范》一书的《前言》中,哈贝马斯提到了世界政治所面临的“可怕局面”:“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南北半球生活条件之间的差别日益增长提出了明显挑战;将政府社会主义改造为一种分化开来的经济系统机制提出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任务;来自南部(现在也包括东部)贫困地区的移民潮形成了严重压力;重新抬头的种族战争、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核讹诈和国际性资源分配之争危机重重  ”[2]这里还没有提到 20 世纪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种族灭绝、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和意识形态对立  也没有论断说“20 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纪  假如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能够有所预示的话,那么前景看来并不乐观”[3]。沉重的政治史和不乐观的政治现实,在思想和文化生活上激起的反应,就是一系列非理性甚至反理性思潮的涌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兴起。尼采给二十世纪投下了一道长长的影子,其哲学思想的非理性取向不仅深刻影响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等人,还激发了种种后现代思潮。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出版了《启蒙辨证法》,认为理性和科学精神不但没有使人类摆脱神话和迷信,反而给人带来异化和奴役,因此他们宣告启蒙运动已经失败。可以说,正是对现代化的研究使“后现代”流行开来[4],后者可以指涉一系列彼此不同甚至互不相容的文化运动(它们的唯一共性或许就在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姿态),其范围涵盖了艺术、建筑、文学、音乐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广阔领域[5]。对此,哈贝马斯评论说:“新的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动力”,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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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交往权力到行政权力 ..... 29
第一节 行政权力的基本特征...........29
第二节 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31
第三节 交往权力向行政权力的权力转化机制.......34
第四章 行政权力的反馈环节 ....... 38
第一节 政治权力循环模式第三环节的必然性.......38
第二节 行政权力运作的商谈论规定...........39
第三节 行政权力的权力反馈机制...............43
 
第四章 行政权力的反馈环节
 
政治权力循环的第三环节,是从行政权力向前两个循环环节的反馈环节。对于完整的政治权力循环过程来说,这一环节不仅是权力循环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还是权力循环模式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这一环节,民主法治国家的权力流动就无法构成必需的权力“回路”,因而也就谈不上循环;对于整个权力循环模式来说,从行政权力向社会权力的演变和生成作用,以及行政权力对公共领域的建制化的保障作用,构成了新一轮权力循环的动力(或压力),是新循环的起点环节所无法超越的基本语境,因为社会权力和交往权力的形成都是深刻受限于行政权力及其运作的。如下文所述,政治权力循环的第三环节只是隐含于《事实与规范》的字里行间,而未曾诉诸明确的语言表述。本章想要阐明的是,表述上的这种隐而不显的特征,并不意味着权力循环的第三环节仅出于本文的臆想;实际上,对于哈贝马斯的权力循环逻辑来说,它具有内在必然性(一)。在我看来,哈贝马斯关于商谈论只关乎权力的产生而不关乎其运用的论断,似乎过于自谦了,因为商谈论在权力来源等基本原则方面,对行政权力及其运作均作出了独特的规定(二)。只有经过交往权力合理导控的行政权力,才能有效克服四种不合法的权力逆循环形式(三),完成政治权力循环的第三环节,也就是通过行政权力促进公共自主和个人自主,为交往权力的产生提供建制化的法治基础(四)。
 
第一节 政治权力循环模式第三环节的必然性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政治权力循环的第三环节”的说法,并不出于哈贝马斯的文本,乃是本文对哈贝马斯权力循环模式所作的补充。哈贝马斯本人并未使用过这样或类似的表述。事实上,哈贝马斯对这一环节的表述,具有明显的矛盾特质:既有未曾言明甚至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又几乎无处不在地隐含在对前两个环节的表述之中。一方面,在《事实与规范》一书中,以及在后来的《包容他者》和《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等相关篇章中,哈贝马斯多次论及社会权力向交往权力和交往权力向行政权力的循环,但却从未使用明确的语言,表述过从行政权力向社会权力的循环。在其《事实与规范》的第四章中,人们甚至可以读到这样的表述:“借助于交往权力的概念,我们能理解的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产生,而不是已构成之权力的行政运用,也就是说不是权力运用的过程。”[1]这样,从行政权力到前两个环节的循环似乎就被排除在外了。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哈贝马斯关于前两个循环环节的表述当中,人们却又可以清楚地察觉到第三环节的存在。毕竟,如果仅仅有社会权力到交往权力再到行政权力的“单行道”式的权力流动,而没有从行政权力对其它两种权力形式的反馈环节,是谈不上权力“循环”的。进一步来说,倘若不能在立法环节就对行政权力的运作产生合理导控作用,或者说,倘若权力的运作与构成完全脱节,那么民主法治也就无从谈起了。无论作为背景要素、现实条件抑或作为权力循环的假想效果,行政权力及其运作始终渗透在权力循环的前两个环节之中,而前两个循环环节的影响效果也会延伸到第三个环节中来。即是说,交往权力的范导作用,并不像前文所引哈贝马斯的论断所理解的那样,只关乎行政权力的产生而不关乎其运用。在另外的一个场合,哈贝马斯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行政权力只要一直都与一种民主的意见形式和意志形式联系在一起,就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因为这种意见形式和意志后来不仅左右着政治权力的运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规划了政治权力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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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如前文所述,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政治权力结构,是一个包含纵横两个层面、范围涵盖政治系统与整个社会的复杂结构(参阅第一章)。这一权力结构具有两大突出特征:其一,哈贝马斯的政治权力结构,将政治权力研究的视野覆盖到了整个社会。诚然,交往权力的思想内涵之一是强调人民主权原则,这确实来源于共和主义的思想传统,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并无新意;但是哈贝马斯的新意在于,他以交往权力取代了人民权力这一空洞概念,或者说为人民权力的实现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渠道。[3]交往权力的主体是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参阅本文第二章),特别是那些处于政治机构之外的社会普通成员。因此将交往权力导入政治权力,意味着政治权力主体范围的扩展,即由传统的各种政治机构,扩展到了政治机构以外的广阔范围。在哈贝马斯所设想的的政治权力循环模式中,政治权力诸形式的循环转化过程,犹如一道波澜壮阔的浩浩长河,行政权力仅仅是其中的一条支流;政治机构所拥有的权力不仅在自身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还受到了交往权力的导控。因此既不拥有最高的和终极的地位,也不是权力循环过程的末端,而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其二,哈贝马斯的政治权力结构最突出的特征,当在于强调社会对于政治权力的建构作用。交往权力形式的引入,引起了政治权力重心的转移,即由国家转移到了社会,具体地说是转移到了政治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政治权力结构,与其国家观念有着密切关系。他不仅拒绝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整体论观念,也拒绝了国家-社会的二分法。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是各种类型的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是其中之一)。这些公共领域所产生的新权力形式,即交往权力,能够对政治系统的权力起到范导作用:既为之提供反馈信息,也对之起到合理化和导控作用。因此在哈贝马斯这里,尽管政治系统仍然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政治系统的权力也还位于政治权力诸形式的中心;但是很清楚的是,这里所谓的中心已与传统的中心概念显著不同。一方面,政治系统及其权力已经失去了自足性,它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认可,它的合理性也要求它在体制上始终面向社会和公共领域,不断作出自我调适。可以说,在一种已由政治系统这一金字塔的顶部转移到了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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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gu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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